让杨振宁这类人忽悠你,中国人你也太没自信了

kaku007

让杨振宁这类人忽悠你,中国人你也太没自信了(图)          2007-11-09 16:32:08         

杨振宁又上新闻了。这次是合肥要出一套他的明信片，而且其中一张还是他老人家和小他五十四岁的第二任妻子十指紧扣的照片。

杨振宁上新闻已不是什么新闻。但最近上新闻的频率却是比平时高了许多。

先是身为前诺贝尔奖得主的杨振宁博士居然大言不惭地预测中国人会在二十年内得诺贝尔奖，而且得的是让诺贝尔本人要从棺材里跳出来抗议的子虚乌有的诺贝尔数学奖。杨振宁那番话绝对不是因为年老而造成的口误，因为他在谈话后面还把数学好好地演绎了一番。但杨振宁这番话让他的那些爱国支持者们蒙羞的不光是这番连小学生都不如的低级错误，而且他老人家显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因为如果他把自己当中国人看，中国人五十年前早就得诺贝尔奖了。这位现在在清华园里用中国人民血汗钱吃香喝辣，拉着那位广东女人的小手全国乱窜的前大教授，往往以热爱中国而自居，但在关键时刻我们看到的是他自认自己是个非中国人的真实心态。

后来他杨振宁老人家又去歌颂中国最大的形象工程：北京的那个蛋。虽然作为科学家的他特承认自己评论北京的那个蛋时还没进去过，但他已经讲那个蛋绝对可以和悉尼的歌剧院比美了。杨振宁这些年来歌颂所谓新中国的成就是不遗余力，甚至让人感觉是凡是中国政治需要讲是对的，他一定是想都不想就把它讲成是最伟大的。这种类似没有灵魂的哈巴狗式的姿态，虽然让有点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不耻，但肯定是让那些政治弄潮儿喜欢了。现在我们应该知道了为什么他杨振宁对中国根本没啥贡献过但可以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在清华园里欢度晚年了。

杨振宁有没有得老年痴呆症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吹捧起他要吹的所谓新中国成就来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吹过头倒打一耙的情况也会出现的。他老人家讲中国的GDP的成长是用30年的时间做了西方400年做的事情。这句话自然是让许多爱国者热血沸腾的，但他们都忘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那就是就算现在中国已经和西方一样富裕和先进了，那这400年间的前370年，中国人都去干什么吃的了？这不是在骂祖宗又是在干什么？

够了！杨振宁的每次上新闻的讲话几乎都是不堪一击，破绽百出。那为什么这样一位要逻辑没逻辑，要文化没文化的有点象个糟老头的老人在中国的媒体上频频出现呢？

这大概和中国人的自信心有关系。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没了自信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是靠三样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最后那点自信心的。

首先是歌颂中国地大物博。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地是大但物不博，所以此类的自信心就变成了对GDP成长的歌颂。瞧，我们的GDP从世界第十一，到今天快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了。当然这些吹捧是不会提中国人均收入的。

第二类中国人支撑一点自信心的是放卫星。神舟啊，嫦娥啊。神舟上天时，小学生们都不知道人家四十年前就上天了的事实；现在嫦娥飞月时，全国媒体都在炒作美国当年其实没有登月的过时八卦。这类自信心的特点是不管事实如何，能掩盖就掩盖，能虚张就虚张，只要是中国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讲是世界之最。

这两类自信心当然是可以骗得了许多中国人的。从安徽的农民到唐人街里的华侨，经常为这类自信心鼓励而信心百倍。但毕竟这些个欺骗性很大的东西是瞒不过多数有点头脑的民族知识分子的，于是乎第三种自信心就出现了，那就是求神拜佛。

中国几千年文化就产生了孔老二一家文化。而也就是这个单一的文化让中国走上了落后挨打的道路。所以当中国透过门缝看外面世界时才发现人家的思想和文化那么丰富多彩时，中国人也就开始了对西方的求神拜佛。就连伟大领袖这么有智慧的人，也要拜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的神。

这类求神拜佛各色各样，但一直有一条，就是中国需要杨振宁这样的神和佛。

你讲地大物博，你讲卫星第一，讲多了没人信。于是乎，象杨振宁这样的说客就出现了。瞧，人家诺贝尔获得者也讲咱中国的发展是个奇迹，咱中国真是在产生奇迹了。

这方面的说客不光是杨振宁这样的华人，连过气的好几个洋人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也是中国的座上客。这些在中国尊老爱幼的文化里以长者的身份来教训咱们和歌颂中国成就时，那股子中国的自信心也就油然而生了。

只是，当杨振宁前言不搭后语地歌颂中国的成就时，当80多岁的1972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也颤抖着到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背书时，你就知道这中国的自信心是多么的脆弱了。

-请看旧文《写《如果杨振宁今天死了我不会哭》造成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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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y109

经济学其实是一种人文关怀。
   台上高谈阔论GDP，台下是路有冻死骨。经济学其实是研究人的学问，如果象研究物理那样，只研究数字，那最终是误导众生。

[ 本帖最后由 harry109 于 12-11-2007 19:43 编辑 ]

新鲜人

这个帖子是不是有违规内容?
不过还是很希望多读一些.

衣冠禽兽

坚决打击忽悠

yuba

问题不在谁说了什么，在于大家想听什么。杨只是说出了某些人想听的东西。

全庸

中国就是这样，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杨这样的人挺好，他说他的，有人听有人骂，多热闹啊。

shenyouwohao

杨振宁是什么东西？老流氓。

rcspeed

中国人需要杨振宁这类人来忽悠

maaboo

40年前的杨振宁，有可能是条好汉，
现在的杨振宁，就是个垃圾。。。

学学人家李政道......

kaku007

杨振宁：我非常幸运 帮中国改变了自卑心理
联合早报    2007-11-11 10:48:07

本月初，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到新加坡出席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为庆祝他85岁生日而举行的国际物理学大会，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回顾过去85年，再次对记者说：“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90分钟的专访中，这位充满幸福感的科学家，畅谈中国的现状、两岸统一、中美关系、高等教育、东西方教育方式，文思滔滔，在在显现他的敏锐和睿智。

杨振宁在专访中说，他出生在1922年，那个时候也许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困难的时期。他说，他喜欢重看鲁迅回复给为《新青年》邀稿的钱玄同的信，意思说“假如有一间铁屋子，里面的人都昏昏沉沉，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你现在去大声叫醒他们，使他们了解到自己痛苦的命运，你觉得这对他们有帮助吗？”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是多么悲观，对前途多么没有信心。他说，“我就是在那个时代出生。记得当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家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者医院去避难”。

他说，80多年后，到了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个人能够在年纪大的时候，对于他所关心的民族的命运感到舒泰，是幸运的。

当回答“在中国走上幸福之路的过程中，有你的贡献吗？”的问题时，杨振宁说，他不敢说有大贡献，他只是曾经再三说过，他早年的得奖，“能够帮助改变中国人自觉不如人的心理”。

他说，现在整个世界变得很快，快的道理，是受到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科技发展大大提高生产力的影响。“今天中国进步很快，这是有目共睹；今天中国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也是有目共睹。很多人在网上抨击我，说我只会‘歌功颂德’。”

杨振宁说，他只是觉得这些痛骂中国的人，并没有了解到很多问题的存在，不是今天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要想在三五十年内创造一个西方人四五百年才创造出来的社会，时间要缩短10倍，是不可能不出现问题的。所以，客观来说，中国现在的成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在谈到中国教育问题时，杨振宁说，在痛骂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他们的痛骂，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呢？也不是，是有些道理，只是他们还没有想清楚”。他说，中国最优秀的名校如北大、清华和复旦等等对今天中国的贡献，比美国最好的大学，如哈佛、耶鲁对今天美国的贡献要来得大。他指出中国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很大的功劳来自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

杨振宁说，对于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中国政府都找他再三谈过，他们也虚心准备接受，“有很多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比如，为什么政府这几年给北大、清华，每年各校拨款6亿人民币做研究，还做不出成绩来？国内国外都很有意见“。他认为，为什么这些学校没有成绩？必须仔细去问问原因。他说，这些原因不是每年6亿元，3年就可以解决的。

杨振宁还说，中美关系是他最关心的课题。他说，“我在中国出生，完成小学、中学、大学、硕士教育，近年来，我回到中国居住，我的父母亲是中国人。我在美国60年，三个孩子现在都住在美国，我对中美两个国家都有相当的认识，有深厚的感情，中美关系很自然是我最关心的课题。现在看，中美关系在二三十年，不会出大问题，两国就算时有磨擦有冲突，却仍有种种必须合作的地方，我对这二三十年的中美关系是乐观的。可是四五十年后，就不敢预料了。主要是因为人类正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污染问题，到那时，因为中美两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太大了，冲突会有集中在这两个国家的倾向”。

杨振宁说，“有记者问我80岁的生日愿望。当时我说，我最希望两岸统一，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今天，我已经不再说同样的话，因为我认为台湾和中国的统一是必然的结果。”

leoric123

不至于吧？

frescoo

看到杨，就觉得他的脸上刻着四个大字： 沽 名 钓 誉

distantmusic

哎，要求一个85岁的老人还有相当的思辨能力是很难的事情，他们能有清楚的思路，能有自己的观点就已经不错了，当然，虽然他曾经是那么的伟大，但是思维是会老化的，这点不用强求吧？我姥姥她老人家当然不能于杨振宁比，曾经也是复旦大学教育系的，曾经在文革时受到重创，但是到了老年近90多岁的时候，也是天天歌颂党和国家，天天抱着半导体，只要听到个什么好新闻，就幸福不已，觉得祖国从挨打落后走到今天国富民强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了。所以，我能理解杨老先生，lz转的文章，说实话我觉得有些刻薄!

bizos

批评杨老先生前，问问自己为中国人做过什么？

也不知道是谁吃饱了撑的。

shenyouwohao

原帖由 maaboo 于 11-11-2007 14: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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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杨振宁，有可能是条好汉，
现在的杨振宁，就是个垃圾。。。

学学人家李政道......

所见略同，痛快痛快！

frescoo

原帖由 bizos 于 12-11-2007 14:3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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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杨老先生前，问问自己为中国人做过什么？

也不知道是谁吃饱了撑的。

杨之前做过的所谓成就，是他个人的成就。和中国没什么关系，更不是为中国人做的；退一万步，就算要为什么人，也是为美国和美国人做的。

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如果说为中国人做了什么。那就是为中国人民提供了足够多的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作用类似芙蓉姐姐，具体差异有待时间观察。

说什么吃饱了撑的。笑话！吃不饱谁还跑这个论坛上发言啊！

dhk

　从一些以往的传记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杨在人品上不及李正道，也不及大多数解放初回国的科学家。理由：从年龄上看，李比杨年轻而同时获奖，可以推知李更有创造力，而杨此后却经常纠缠于论文署名的事情，从中国社会传统可以知道，大概杨年长处于领导地位，而具体的事情大部分由李来完成（很难想象李不干什么事却去抢年长又干许多事的杨的功劳），奥本海默也调和不了。杨在得奖后首先访问了台湾，李同情红色中国，两人渐行渐远。此后中美解冻杨回国见到老同学邓稼先竟然鼓动他到美国，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时出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邓稼祥说过，我不会在杨面前透露在干什么，因为杨何等聪明，只要我一说，他就可以推断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程度），周总理热情的请杨回来为祖国效力，竟被他以国内物理水平太差而一口回绝。而李、丁肇中访问大陆后积极为国内引进先进设备，亲自安排人才培训，造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受到杨的反对好像认为太浪费钱）、加速器、阿尔法磁谱仪等世界领先科技，李还积极帮助建立两岸骨髓库；即使李远哲这个现在认为是亲独分子，78年到大陆访问安排他参观景点，他却说时间紧张先看科研单位，80年代不辞辛苦为大连物理化学所引进了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部分先进的分析仪器。而杨呢，只看到他在到处演讲，唯恐人们不知道他除了第一个华人诺将外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到处与各地官员会面（好像与现今搞 “学术政治”的科学家有某种相似），也没听说捐助什么项目，不管是物理的还是人道的，倒是很会节约他自己的钱财，80年代经杨推荐到美国学习的物理苗子，其中有一个居然人格分裂杀了好几个同学，真是“慧眼识英才”。50年代没回来现在回来定居，领取“上帝最后的恩赐”，名利双收，果然是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佩服佩服。

hap77

瘟烦等了已经很烦了, 天天靠自WEI解决, 真可怜!

bizos

原帖由 frescoo 于 12-11-2007 18:1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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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前做过的所谓成就，是他个人的成就。和中国没什么关系，更不是为中国人做的；退一万步，就算要为什么人，也是为美国和美国人做的。

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如果说为中国人做了什么。那就是为中国人民提 ...

其实中国不怎样，到现在还是一穷二白，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哈哈。

杨做过什么，您就歇歇菜，少在这里扮专家，也不知道谁忽悠谁。

另外，您说对了，我的意思就是您吃饱了来这里撑的。

[ 本帖最后由 bizos 于 12-11-2007 22:22 编辑 ]

hap77

你们老是和FREEOZ过不去, 把班主给急S了, 惹恼了ZF, 封了可则么办啊

wyyo

我和杨振宁 －－ 寻求真相：李政道答记者问
　　李政道 杨虚杰
　　
　　
　　
　　 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
　　
　　 （1）问：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去年在台湾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可能又将在大陆出版，您对此书的出版有什么评论？
　　
　　 （1）答：此书对我和杨振宁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对我本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诬蔑是非常罕见的。我读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2）问：书中有关您和杨振宁的关系的记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超过了书的其他内容。您认为其中原因何在？
　　
　　 （2）答：此书用了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篡改历史。杨振宁利用此书，制造不真实的故事，企图抹煞国际科学界早已公认的、我对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特别是，书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的叙述，更是采取了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的手法来抬高杨振宁，贬低我本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科学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的；这样的传记写作手法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因此,该书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这一点传记作者在后记里也 已经讲了。他们这样做是各有各的目的。
　　
　　 （3）问：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下述争论：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指杨自己）想到了…”还说你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1]。您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
　　 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实真相？
　　
　　 （3）答：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55年，θ-τ之谜已成为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这里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当时的θ-τ之谜。50年代初从宇宙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粒子，θ和τ。它们具有很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π介子，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因为奇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负的，而偶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正的。所以从θ和τ的衰变模式可以决定θ的宇称是正的（称为标量），而τ的宇称是负的（称为赝标量）。奇怪的是到 1954、55年，经过很精密的实验测量，发现在实验的精确度内θ和τ这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居然有完全一样的寿命和质量。
　　
　　 那时候，从θ、τ的衰变模式，不仅可以决定它们二者的宇称不同，也已知道这类的衰变是通过弱作用力实现的，因而可用理论计算来估计它们的寿命。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长很多，约一百倍。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为什么它们的质量也会几乎完全一样呢？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但都没有成功。50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因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也讨论了θ-τ之谜这个问题。当时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杨振宁，是否在θ和τ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但是，会议上的这些讨论都没有达到任何结论。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我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宇称守恒问题的背景。
　　
　　 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守恒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认为是物理的公理。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包括力学、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原子、分子和核子构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年 4月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因为每一门物理理论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实验作证明，所以物理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左右对称”在粒子物理学中也已经被充分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
　　
　　 在1956年4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 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同。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仍然还是孤立
　　 的一点。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当时我也正在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未成功。我记得，在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的一两天，即4月8日或9日，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斯坦伯格（J.teinberger），专程到我的办公室访问，讨教问题。那时他正在进行不稳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他的问题是如何测定这类重粒子的自旋，与θ-τ之谜无关，和宇称不守恒也无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忽生灵感，突然很清楚地明了，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就可以试验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用了这些新的赝标量就可以系统地去研究宇称是否不守恒那个大问题。θ-τ之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可以和斯坦伯格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连起来，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物理整体地连起来。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赝标量。我猜想，宇称不守恒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请他转告他的实验组的人，要他们赶快按照我的建议去重新分析实验数据。斯坦伯格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您需要的这些原始实验数据，其实都已经有了，都记在他实验组的Log book（实验工作记录本）里，可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所以还没有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实验组马上按照我建议的方法去分析了他们的实验数据。虽然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1956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重粒子实验的论文，也就是布德（R. Budde ）、克瑞蒂安（M. Chretien）、雷特奈尔（J. Leitner）、塞缪斯 （N. P. Samios）、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2]。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们的分析。他们并在文章里对我“非常有帮助的讨论”，即我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来源[3]。对这件事，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后来曾发表了回忆文章。
　　
　　 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史瓦兹说：“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7日)之后，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他刚才和 T. D. Lee（李政道）讨论，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
　　 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 2π进行划分。…… 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4]。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Λ0的衰变，从Φ=0到π有7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个事例，多了约一倍。重粒子Σ0的衰变，从Φ=0到π有13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个事例，小了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Λ0、Σ0这类重粒子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一年之后，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Λ0，Σ0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子Λ0和Σ0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Λ0、Σ0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 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Λ0和Σ0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二个 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Λ0和Σ0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
　　 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Λ0、Σ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5]，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迅速传遍全世界。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 ’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杨振宁1982年写的关于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回忆[6] ：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春季学期于4月初结束，我和家人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李政道和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θ-τ之谜。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π-＋ p →Λ0＋θ0 （1）Λ0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 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β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也正是前面史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1956年4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Ф=0到Ф=2π进行划分”的分析。所以，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回忆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Λ0和Σ0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这个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Λ0和Σ0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Λ0和Σ0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因为1956年5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析的。

frescoo

原帖由 bizos 于 12-11-2007 22: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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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不怎样，到现在还是一穷二白，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哈哈。

杨做过什么，您就歇歇菜，少在这里扮专家，也不知道谁忽悠谁。

另外，您说对了，我的意思就是您吃饱了来这里撑的。

杨现在的问题恰恰就是他在中国根本没做什么有价值的事！
你倒是数数他现在做了什么？

顺便说一句，别玩人身攻击，别在这里测试我忍耐的限度。

剑客

为名人的口水战引发的个人口水帖,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