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痴恋林徽因不避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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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摘

许多年前，清华园中有几位著名的人物，号称“清华三荪”，他们都是著名的单身汉。其中有个哲学家叫金龙荪的，也就是金岳霖。

一

金岳霖自幼就聪明得不得了。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居然在梦中背四书，因此他小小年纪就考进了清华。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中国俗语所谓“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说，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到美国后，他服从家里的意见学了商业科。后来他对此很不满意，写信给五哥说:“簿计者，小技耳。吾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于是他改攻政治学，就到了哥大。他在那儿的同窗多得很，如胡适、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后来都是出了名的。金某人也不是吃素的:仅仅两年，他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二十五岁。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岳霖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秦丽莲(Lilian Taylor)到欧洲，周游列国，走遍了英、德、法、意等国。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等在巴黎逛大街的时候，忽然听得有一班法国人站在那里激烈地辩论着。几人听得很是过瘾，也就参加辩论起来。不巧，从这以后，这位政治学博士就开始感兴趣于逻辑学，而且以此成就了毕生的名山事业。如此一来，世人所熟知的是作为逻辑学奇才的金某某，而非作为政治学博士的金某某。

回国后，金岳霖在哲学系当系主任。这个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就是他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沈就成了他的开门大弟子。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出头。但逻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差不多就是由这个年轻人像模像样地引进中国来的。短短几年间，金岳霖在学术界确立了迄难撼动的地位。

时人说，中国只有三四个分析哲学家，金岳霖是第一个。

那眼界极高的张申府则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那么金岳霖当是哲学界之第一人。”


二

一九二六年，金岳霖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其实，金本人就是这样的一只“哲学动物”。

某日，金岳霖打电话给杨步伟，以异常沉重而急切的语气说是有要紧的事，请杨进城来帮忙。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其女友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家时，秦来开门，杨步伟还一个劲儿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出了事而是鸡出了事。金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都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体重达十八磅，并且因此“难产”。鸡下蛋时，下到一半就出不来了，急得金博士团团转。杨步伟不说二话，一掏就出来了。金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母鸡的主人特地请他们到烤鸭店吃了烤鸭。

养鸡乃是金岳霖的终生爱好。后来，女友弃他而去，他的鸡还陪着他，他就和它们一起过日子。金岳霖饱经欧风美雨，生活极度西化，平素亦西装革履，潇洒异常，但在这点上一点也不洋气。金博士酷爱养大斗鸡。吃饭时，有一只奇大的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素，与鸡平等共餐。偶尔，他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后来，金岳霖专门养公鸡，不再养母鸡。

无红袖添香，有群鸡做伴，日子倒也怡然自乐。金还喜蟋蟀，斗蛐蛐。他的屋角还摆着一个大箩，箩里有许多小罐罐，罐里全是各种蛐蛐。尽管这样，男佣老王还是经常被他叫去抓蛐蛐。金还说，斗蛐蛐“这游戏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科学。要把蛐蛐养好、斗好，都需要有相当的科学”。

曾有一度，金岳霖住进了清华园。他和陈岱荪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日，金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给陈写了张纸条递过去:“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看那意思，既然你是为全校大小事情服务的，当然也包括为我金某人的这种事服务一下。

三

一九三一年，金岳霖在徐志摩的引荐下，敲开了总部胡同那扇门，见到了京城“四大美女”之一。这就是张幼仪所谓“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就是徐志摩曾为之如痴如醉的人物——林徽因。

徐志摩介绍他认识了林徽因，不久，他自己就死了。

林徽因极其活跃，这“太太的客厅”也就成为学术文艺界著名的沙龙，真是谈笑多鸿儒，金岳霖也是一个。相识之后，单身汉金岳霖也搬过来，在近旁住下了，与他们住前后院。因为投缘，金岳霖平时就走动得很勤快。有一次，梁思成外出做田野调查，待的时间长了些，一回来，林痛苦地对梁思成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极为震惊，连血液都凝固了。他内心颠簸，终夜苦思，一个劲儿地问自己:“徽因到底和谁在一起会比较幸福？”他虽然自知在文学、艺术上都有一定修养，但金岳霖那哲学家的头脑，是自己无论如何都比不了的。次日一早，他眼圈晕黑，决定把选择权交给妻子，乃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传给金听，在这千载难逢的良机面前，金弃权了:“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三人终生为友。金一直跟着梁、林作邻居。

那时，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反话正用。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大为钦服，连连鼓掌。

林徽因英年早逝，金岳霖悲痛万分。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金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一边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只胳膊靠在办公桌上，几分钟后，才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学生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这才把他送回家。临末，他送给林徽因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许多年后，梁思成和另一女子结婚，重温二人世界，而金岳霖还是独身一人。他对此一声不吭。一日，他出面请挚友知交到著名的北京饭店赴宴，没说任何理由。大家都过去了。弄了半天，大家还闹不清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老金为什么要在今天请大家吃饭。直到开席的当儿，金岳霖站起来，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梁思成过世后，金岳霖和梁的孩子住一起。后者叫他金爸。

许多年后，年近九旬的金博士在医院中苦挨最后的时光。当有人将一张林徽因当年的旧照呈在他眼前时，老人忽然来了精神。他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喉头微微动着，似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却又一言未发。他紧紧捏着照片，仔细端详。许久，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的说:“给我吧！”

相当多的人都变着法儿从老人那儿掏出他和林徽因之间的种种故事。可是，他一直咬紧牙关不松口，不吭声。

最后的最后，他终于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头，沉默了。


四

抗战时，金岳霖也跟着到了昆明，去了联大。那时候，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怕光，曾配了一副眼镜，镜片一只为白一只为黑。黑白相间，很有意思。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绅士)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走路时，他微仰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样子有些怪。

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喜欢他。除了哲学，他对小说也来者不拒，不管什么样的小说都看。沈从文请他给国文系的沙龙去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金满口答应，在那边讲了起来，讲了半天，有人就纳闷了:那么小说和哲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金岳霖说:“没有关系。”

联大侧门旁有条狭窄街巷叫文林街，文林街的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叫金鸡巷的小巷，在这条小巷的一座小楼上，住着西南联大的一些学生，如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因常有相熟的同学和老师过来喝茶聊天，慢慢成了一个小沙龙。金也是这里的常客。这时，他常常四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为的就是和同事的孩子比赛。看谁的石榴和梨大，若是他金岳霖比输了，就得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然后他还会去买！金岳霖常常输，但他乐此不疲。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而且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外，他能够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一直强调说学生要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立即感了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立马对他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并无恼怒，只是说:“那就算了。”沈有鼎的学问好得不行，但就是不肯写文章，总到处听别人讲课。金岳霖的课，他不来。金并不恼。他们还是好朋友。

上面提到的金、沈的这段对话，对金的学生殷海光影响至深。直迄晚年，他仍未能忘却，反而异常感佩地说:“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联大时期，金岳霖仍在继续自己的研究，其实他写得并不多。他最早的一本书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海光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有一次，殷和人聊天，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本《逻辑》，立即拿起此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突然，他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联大时，金岳霖写了《知识论》，这是他毕生心血完成的力作之一。书成后，金岳霖异常宝爱。有一次他跑警报，特地把书稿也带上，而且席地坐在书稿上。直到天黑，警报才解除，他这才回去。回来一想:坏了，书稿丢了！再回去，书稿就不见了。左找右找，掘地三尺地找，可就是死也找不见了。金岳霖绝望了，他痛不欲生，可是他也不能就此轻生呀！后来，他终于平心静气，咬咬牙，居然又把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重写了出来。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奇迹，在那狼烟四起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书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近四十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此书终获出版。而金已近生命之终点。他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的评语则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他对金岳霖极为赞赏，说:“我和金先生，互有短长。他的长处在于把简单的东西讲得复杂，我的长处在于把复杂的东西讲得简单。”他认为金才是真正深得魏晋风流的人物。

五

解放后，金岳霖调离清华，调到了北大，又调到了别处。到社会科学院后，因他资历老，成就大，学问也高，组织上就要他担任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研究所不同于大学，他也就不能像以前在学校那样自由了，而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于是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

打小开始，金岳霖就一直生活在校园里，念书、教书、写书，几十年下来，他成了个十足的书斋人物，对外界的了解很是有限。有一阵，领导建议他不能老是在书斋里，要走出去接触社会，了解生活。金岳霖生活了几十年，可就是弄不明白这社会在哪里，这生活又怎么体验。后来，他苦思冥想总算想出了个办法，就找了三轮车夫，让对方经常带着他到王府井去。这才把北京的“生活”体验了一遍。

一次，去王府井的时候，他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儿。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论生活方式的余毒未清。这位逻辑学大家，此时已被阶级论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国籍后，二话没说，就把她赶了出去。

六

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对政治不甚感冒，但也非毫无兴趣。

一九二二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在一个静寂的黄昏，殷海光随金岳霖散步时，说现在各派的宣传都很凶，不知哪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稍作沉思，说:“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问:“那么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答曰:“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这句话，成为照亮殷海光后半生的明灯。

若干年后，金岳霖的思想大有转变，他加入了民盟。对早年思想言行大做反省。由于早年对殷海光多有关切，金岳霖此时异常后悔。他对自己某些学生的政治选择开始持批评意见。他说:“殷福生(海光)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逃到台湾？”他还说:“我培养了只会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分子。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而这时，殷海光却在彼岸深切怀念他的恩师金岳霖。殷去世后，殷的学生来拜访金岳霖。金很不以为然地说:“抗战末，一切都乱了，他(殷海光)还去印度抗战。都这时候了，他还能做什么呀？”

在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冯友兰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被迫多次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是主持人还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经历清白，过关就比较快，不久还被封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帮助冯转变思想和立场。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一定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就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他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说，“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了。”

粉碎“四人帮”后，金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一九八二年，八十七岁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他已衰病得不成样子，甚至上厕所时也需要有人帮助，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素来惜墨如金。学术之外的文章，他几乎不着一字。“抗战”之后，他就基本没有成果问世了。临终前几年，他忽然兴致大发，连写了百来则往事。每则均极短。其中，有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是:“我和毛主席一起吃过四次饭。”还有一篇，《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又有一篇，是《章士钊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文章说: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十三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作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有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十三岁，但是，在你一岁的时候，我比你大十三倍。你十五岁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八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十三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金岳霖真是了得:都到那把年纪了，文章还写得如此的金岳霖！

摘自 《文人风骨:笔杆子》 作者:刘超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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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嫁了梁思成，还有徐志摩和金岳霖这两大才子追求，确实不简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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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诸人的命途，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的印记: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艰辛的日子里，他们也对中国保持着纯洁的信念，对于工作保持着最高的热情；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同船的一些人选择了台湾；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对高层领导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时期，梁思成、梁思顺、梁思达和梁思庄都受到巨大冲击；梁家第三代梁从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9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两会上发表有关环保的激烈言论……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里，都有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投影，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家族与个体的泪与笑。

我们试图从纷乱的历史线索中，还原这个声望远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体验他们的冲突与转变、困境与出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落，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偶然与必然。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们的故事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以鼓舞。这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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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雄文横扫旧世界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

之后，他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这位一辈子都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的墓碑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联，是对此话的呼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初识康有为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为却仍是一名监生。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觉得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学问。梁启超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此前的梁启超，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5岁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第一名秀才，17岁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8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认为他“国士无双”，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儿嫁给他。最后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

这个天才少年，18岁入京会试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买了本《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师从康有为，是“善变”的梁启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启超的“善变”是世人的共识，他本人对此也表示认同。


变法前后

对于梁启超的祖父、秀才梁维清来说，孙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应该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这时他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也能成为内阁中书。

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梁启超不谙官话，将“孝”读成“好”，将“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比起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非常失败。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君王师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见的鼓舞。这也为后来两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个伏笔。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闭的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在强大外力的促迫下，寻求强国之路从此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课题。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远比欧洲革命更为广泛彻底。欧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传统之内的革命，虽然连带产生了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转变，但其变革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近代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就连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这种转化，可以从知识分子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上看到: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相信，中国的军事技术不行，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梁启超这一代，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

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贫弱的样子了！”

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michaelchin

原帖由 extreme 于 21-7-2009 12:3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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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嫁了梁思成，还有徐志摩和金岳霖这两大才子追求，确实不简单啊。

别提徐志摩，我见他一次打一次。。。

michaelchin

原帖由 michaelchin 于 29-7-2009 17:4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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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提徐志摩，我见他一次打一次。。。

假装飞机失事也躲不掉，爆扁他....

jilltwain

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话。

变法失败后，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因为海外华侨多为广东人，梁启超会讲广东话，便于活动。

伊藤博文也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结束流亡回国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到他回国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革命与改良

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梁启超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在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茶坑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扫荡的日军经过茶坑村，听说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就绕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个村庄。

刚到日本的梁启超，曾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冯自由回忆道:“已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他还一度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写信给老师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后，非常生气，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表面上，梁启超听从老师的话，离开了日本，不怎么与革命派来往，但在心里，逃离康有为的羽翼的想法日渐增长。

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表面上答应，回家后头痛目眩。对于“教父”的这种“弑父”情结，除了政见日渐不同，也由于一个实际原因:经济。他最终无法独立，有这方面的原因。

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而康有为出逃国外后，声称自己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从东南亚到北美，一路以保皇为名向广大华侨募捐，大肆聚敛钱财，掌握了保皇党捐助的百万美金巨款。梁启超认为，康对自己的接济并不充分，对此颇为不快。

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又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大家纷纷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数月后，言论再次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完全放弃，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转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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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讨袁世凯，讨伐张勋，与康有为决裂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宪成为大势所趋。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暗中请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知识分子大多满怀憧憬。鲁迅曾回忆说，民元之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梁启超也回国了，并介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自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两度出任阁员，先任司法总长，后任财政总长，一战期间还曾参与外交，从“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

对于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许多人并无好评。有人说，“任公当财长，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认为原因在于，“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民国财政史专家贾士毅在梁启超决意不再做官后拜访他，梁的一段话可看做他告别政治回归学术的原因:“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家说闲话。”

与袁世凯的合作让梁启超背上了“卖朋友，事仇雠”的骂名。起初，他对袁世凯抱有共和及立宪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等到洪宪帝制复辟，他又联合自己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得意门生蔡锷，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下台。

袁世凯宣布称帝后，梁启超写了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消息后，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后来他回忆说:“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

两年后张勋复辟，康有为是其最依赖的军师。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至此，康梁公开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并在诗中怒斥其为专食父母的枭獍。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几百块钱，才草草成殓。之后，又戴孝守灵，大哭三日。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

梁启超的最后10年，多在书斋与大学讲坛度过。这时候的他，已经把精力放在培养“新民”上。对于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教育孰先孰后的问题，他最终选择了改造国民性。

一战后的欧洲之旅，让他对于西方的态度再次改变。他没料到，曾让无数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陷入“一片沉忧凄断之色”。在伦敦，他下榻的高级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纸烟的他，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

年近50的梁启超，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试图从西方的强盛中寻找中国的救亡之路，最终却感叹，“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又想到，东方文化中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试图从古老的道统中寻找新的药方。

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摧毁，向来立于时代潮头的他，似乎成了新时代的遗老。列文森统计过7年里的《新青年》杂志，“仅发现两处提到梁启超”，其中一篇是批判了梁启超的某篇文章。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剧，小便中时常带血，才去协和医院治疗。协和当时是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却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最初的检查中，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以手术割除，但仍未好转。之后才发现，手术割掉的是健康的肾，这是导致梁启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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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失败后，舆论一片哗然，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大。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详述了自己手术的经过，公开为协和医院和西医辩护:“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医史学家程之范说:“梁启超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如果这时对协和医院大加鞭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梁启超的确抱着“愿为众生病”的想法。他说过，“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作为过渡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梁启超之死，与谭嗣同的断头类似，或许就是一种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维护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即使自己是受害者，并为之付出了生命——梁启超一生善变，但“变”的宗旨和目的却不变，“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参考:《饮冰室合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篇》，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吴其昌《梁启超传》，李喜所、元青编著《梁启超传》，感谢羽戈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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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家书

1927年5月5日 致孩子们

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但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

1927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 致孩子们

你们个个都是拿爹爹当宝贝，我是很知道的，岂有拿你们的话当耳边风的道理。但两年以来，我一面觉得这病不要紧，一面觉得它无法可医，那么我有什么不能忍耐呢？你们放下十二个心罢。

我虽不敢说常住涅槃，但我总算心地清凉的时候多，换句话说，我住天堂的时候比住地狱的时候多，也是因为我比较地少造恶业的缘故。我的宗教观、人生观的根本在此，这些话都是我切实受用的所在。

1927年12月12日 致孩子们

若完全叫我过“老太爷的生活”，我岂不成了废人了吗？我精神上实在不能受此等痛苦。

1928年5月13日 致梁思顺

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

评价梁启超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黄遵宪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毛泽东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郭沫若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胡适

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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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第二代 从抗战到“文革”

梁启超准确地预言了子女将要遭遇的时代风浪，但他并未料到这风浪持续时间竟会如此漫长

1927年11月24日，梁启超给留学海外的孩子们写信:“有顶好消息报告你们:我自出了协和以来，真养得大好而特好，一点药都没有吃……”

一年多前，他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切掉了一只肾，企盼能将宿病断根，看起来，他的身体状况也确实在往好处走，不过，却“还是睡不着的时候多”。他当然想念孩子们，也当然惦记着“政治问题或学问问题”。

1927年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梁启超在痛感军阀之黑暗的同时，也对南方的革命形势满怀疑惧:“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呢，现在算什么！”

他让身边的孩子思达、思懿等休学一年，请人在家上课，期望他们的成长能免遭时局干扰，又叮嘱人在海外的孩子们，“你们回国后职业问题大不容易解决，现在那里有人敢修房子呢，学校教授也非易，全国学校除北京，几乎都关门了……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过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年二十年风浪不能？”

梁的9个子女，若按年龄划分，梁思顺年纪最大，出生于1893年；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出生于20世纪初，彼时梁启超正流亡日本，“双涛园群童”日后集体留学北美，成绩斐然；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均出生于1910年以后，梁启超在世时，他们年龄尚小，没有机会出国。

若按术业划分，思顺并未进过正规学校，而是随父亲接受“家教”；思成、思永、思庄受教于西方，所学大抵属文史科，文人气质浓厚；思达从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而经济学这门学问要到他退休若干年后才登堂入室成为“显学”；思懿、思宁投奔革命；出生于1924年的思礼是梁氏第二代中如今惟一健在者，也是9位子女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

梁启超准确地预言了子女将要遭遇的时代风浪，但他并未料到这风浪持续时间竟会如此漫长。

1930年前后，梁家留学海外子女归来

1928年的一个夏日，一列火车从莫斯科缓缓出发驶向西伯利亚。一对美国夫妇在“粗鲁、发臭的旅客群”中发现了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于是他们立刻开始了热烈的对话。

这对年轻的中国夫妇用流利的英语解释，他们1924年一起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这一年的3月，他们刚刚在温哥华举行了一场西式婚礼，婚后即遵父亲建议游历欧洲考察建筑。现在，他们正“满载着美国的体验”，急于回到国内“把它们付诸实践”。

和梁思成、林徽因一样，1930年前后，梁家留学海外的子女陆续归来。梁思永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受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梁思忠在留学子女中政治热情最高，1927年初他一度想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被梁启超劝阻:“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来，就会抵不住。”思忠继续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毕业后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回国，在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大学工作，后远嫁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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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回到天津，按照梁启超的设计，他们赴沈阳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27岁的梁思成出任系主任，上课第一句话便是:“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九·一八”事变之前3年，东北局势相对稳定，梁思成及建筑系同仁利用这夹缝中的时间，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建筑专业人才。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的去世，对梁家是一个沉重打击——既是心理上的，又是经济上的。“我们的生活基本是靠他的稿费，他去世以后，家境就下降了，顶多属于中等水平。”（梁思礼自述）17岁的梁思达没能按照原计划赴日本留学，他去读了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梁思成与林徽因给父亲设计了墓碑，立于北京香山卧佛寺，这成了他们联袂设计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件作品。同年，他们的女儿出世，取名梁再冰，以纪念逝去的饮冰室主人。

1931年6月，梁思成回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定居北总布胡同3号。

1932年淞沪抗战后不久，在前线的梁思忠便因患病贻误治疗去世，年仅25岁。这一年，四处奔走的梁思永也病倒于荒野，一度“性命几不保”，卧床两年才慢慢恢复。

北总布胡同3号成了京城著名沙龙

进入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家已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再冰记得那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内栽有丁香树和两棵马樱花树，每年夏秋父母都要出去考察古建筑，那一时期，家中的许多照片都同古建筑物有关，“父亲和母亲有时在房顶上，有时在大梁上斗拱之间”。

当他们回到北平时，周末下午就会有朋友来聚。梁思成后来说，从美国回来至1937年，他有意识地避免与政治人物接触，故来客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讲起话来中英文交织。多数时候，林徽因不让女儿来打扰大人，但会让她出来叫叔叔阿姨伯父伯母，梁再冰现在还记得这些名字: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金岳霖、陶孟和、李济、叶公超……

沈从文也常来。“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但我父母叫他沈二哥，也不知道为什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有时也来，长得非常秀丽。”

梁家的沙龙是“英国化”的，牛津剑桥的知识分子有喝下午茶交流学问的习惯，中国这一批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愿意在女主人林徽因的招待下，对时局或者文艺问题各抒己见。以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为例，他就常常被要求首先发言，给大家讲一讲当前的政局。沙龙进行到了黄昏，就顺道接上饭局，有时去隔壁金岳霖家，主人管饭，众人笑称那里是“湖南饭店”，有时一块儿坐车去外面吃。“我特别记得我父亲对我说过，周培源这个人很怪，他可以在去饭馆的车上写物理公式。”梁再冰笑着回忆。

常来北总布胡同3号的还有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侄女周念慈（梁思顺之女），她们都在燕大念书，又往往带上一些女同学，这其中的龚澎，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韩素音则成为名扬海外的作家——30多年后，她以采访者的身份与梁思成再次见面，那是谁也不会料到的场合。

周念慈是如此喜欢她的舅舅和舅妈，以至于要夜不归宿，结果被梁思顺半夜接走，这位梁家的大姐临走时“还扔出最后的炸弹”:女儿在这里会染上激进的婚恋观念，有人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这是影射比邻而居的金岳霖。

梁思懿在燕大思想进步，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学生运动，还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游行领袖，在得知自己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后，她跑到北总布胡同3号，林徽因连夜为她烫发，给她戴上耳环，涂脂抹粉，又为她换上旗袍，“进步学生”一夜间变成了“少奶奶”，才得以在掩护下逃亡南方。

1936年，梁思永正主持第14次殷墟发掘；梁思庄被伤寒夺去了丈夫，带着年幼的吴荔明回到北平，仍在燕大图书馆任职；梁思达研究生临近毕业，与同学赴各地考察当时正兴起的农村“合作运动”，在“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合作运动”最具特色的江西南昌县，梁思达等考察后发表报告认为，此“合作化”名为“自愿”，实为“统制”，这无疑是对当局所树“典型”的一声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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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

卢沟桥事变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庄、八叔梁思礼及小表妹吴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则在五台山寻找曾在敦煌壁画上见过的“佛光寺”，得知抗战爆发，梁林匆匆赶回北平，林徽因还给女儿写信道:“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就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梁思庄一行坐火车回到天津。“那次坐火车我们都是终生难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车，也就是走一个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梁再冰回忆，“大概是换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车，我记得三姑当时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直不说话，我们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里只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宁——五姑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去南京进行抗日请愿，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从事农村妇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达考察完“合作化”运动后，又参加了由南开、燕京、清华、协和、金陵五大学联办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到济宁试验区实习，“七七事变”后没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农本局工作。

梁思庄随后返回北平，与大姐梁思顺住在孤岛燕京大学中，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举家南下，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和梁思永。梁家由此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

“炸弹是飘下来的，好像闪闪发光的银片”

1937年8月底，梁思永一家到达长沙，和史语所其他人员一起借住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一个多月后，梁思成一家经过“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也抵达这暂时的后方。

抗战初期大家斗志昂扬，甚至带着点兴奋，林徽因、梁思成晚上常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聚餐，聊天，大家就坐在床上聊国家大事，分析到底怎么打，能不能打赢，聊完就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大刀进行曲》。

在长沙，梁林第一次学着自己动手做饭。梁再冰记得，有一次母亲烧了一壶水，等了半天不知道开没开，就去问梁思成，“我父亲过来就哈哈大笑，说你连水开了没都不知道。我母亲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当过童子军，野营时烧过开水。”

大概是11月，窗外开始有飞机掠过，梁思成兴奋得跑到阳台上去看，说没有警报，是我们自己的飞机。说话间炸弹就下来了，“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像是飘下来的，看着好像是闪闪发光的一些银片。”梁再冰说。

等这些“银片”带着尖利的哨音落在地上燃起大火后，这一家人才反应过来要往屋外的防空壕跑。

他们的房子没有了，一家5口从玻璃渣和焦土中挖出家当，借住到张奚若家，随后离开长沙，经湘西、贵州向云南行进。

与此同时，梁思达一家随南京农本局内迁重庆，梁思永一家则取道越南，经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梁思永之女梁柏有时年5岁，对于这段艰苦的旅程，她只记得在越南的一家商店里看到邓波儿的洋娃娃，大哭非要买下不可，“后来实在没钱了，离开昆明去李庄前又卖了。”

到了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突发肺炎，高烧40度。县城中并没有医院，梁思成从同车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位女大夫，她在日本学的西医，但会开中药，按照她开的药方梁思成去抓药，“我记得还买一些中药的补药，每天一对猪肺，再买一百个苦杏仁塞在猪肺里面，然后熬汤，加上蜂蜜一块吃，就这样两个礼拜后，我母亲就完全退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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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 不许女儿听汪精卫老婆演讲

1938年1月，甫抵昆明的梁思成也病倒了。他的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加重，背部剧烈疼痛，坐也不是，卧也不是，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

3个月后，北大、清华、南开师生经长途跋涉抵达昆明，三校组成西南联大，“星期六朋友”又在这里重逢。清华校长、联大常委梅贻琦登门拜访梁思成夫妇，并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这可能是梁思成设计生涯中最委屈的一件作品，因经费不足，方案一改再改，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平房变成茅屋。

抗战前期云南主要流通货币是滇币，“我们刚到昆明时，1块法币可以换10块滇币，所以买东西很便宜，但是很快就涨起来了，涨得一塌糊涂。”梁再冰说。为了生活，林徽因要来回爬4次山坡，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课挣钟点费，而梁思永之妻李福曼，和联大许多教授的妻子一样，在小街边摆地摊变卖家中衣物以补贴家用。

梁再冰与梁从诫就读于昆明的恩光小学，再冰读四年级。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个叫陈璧君的广东女人，要给学生演讲。当时梁再冰并不知道她是汪精卫的妻子，只是清楚地记得，父母坚决不让她去听这次演讲，“当时我还跟他们辩，说同学都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他们说就是不能去。第二天他们又问我，除了我还有谁没去？我说我们班就我和张文朴（张奚若之子）没去，他们就笑了。”

1940年夏，日军施行“疲劳轰炸”，频繁骚扰昆明，梁从诫撰文回忆，“有一次，日本飞机飞到了龙头村上空。低到几乎能擦到树梢，声音震耳欲聋。父亲把我们姐弟死死地按在地上不让动。我清楚地看见了敞式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飞行员，我很怕他会看见我，并对我们开枪。”是年冬，根据教育部指令，史语所和营造学社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梁思永的助手石璋如记得，“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结果林徽因和梁思永相继病倒。

林徽因是老病复发，肺结核这次来得比往年更加凶猛，连续几周高烧不退，夜间盗汗不止，“李庄没有医院，她瘦得简直可以说不大像个正常的人，手、腿就剩骨头棒棒了。”梁再冰说。而梁思成尚滞留在陪都重庆。后来梁再冰才知道营造学社经费非常困难，父亲是去向教育部要拨款的，“他说他当时就是个叫花子，经常要去化缘。”

这一病，林徽因元气大伤，李庄5年基本是卧床度过，后来抗战胜利返回北平，身体也从未真正康复过。

不顾脊骨硬化，梁思成撰写《中国建筑史》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北平，燕京大学不再是安全的飞地，教职员工纷纷撤离燕园，日军禁止民众收听短波，挨家挨户查收音机，当时梁思庄与大姐梁思顺同住，梁思庄之女吴荔明回忆，“查到我们家时，大姨用高级日语严厉地说:‘不许你们动我的无线电，不然我就把它砸烂！’”日本兵听到这日本宫廷语言，不知是何来头，只好作罢。不久，梁思庄带着吴荔明随燕大南迁，到了成都。

在天津，梁思礼高中毕业，王桂荃的好友丁大夫为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嘉尔顿学院申请到了全奖，王又费了很大力气凑足400美元给小儿子作为路费和其他开销。

在上海，梁思懿与美籍华侨张炜逊结婚，梁思礼参加了姐姐的婚礼，并跟着他们一起去了美国。刚到美国半个月就爆发珍珠港事件，美日交战，梁思礼与国内失去一切联系。

在江苏，投奔新四军的梁思宁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重庆，梁思达进入银行界，就职于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业务室。

仍是李庄条件最苦。梁思成的背脊骨已全部硬化，好像成了一根棍儿，虽然行动不便，反倒不太疼了，于是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可是，在女儿梁再冰的讲述中，他们的工作褪去了那层浪漫的色彩:“他仍然酷爱画图，由于背脊骨的毛病，他的头已经‘重’得抬不起来，于是他就找个花瓶来支撑自己的下巴。母亲病情略微稳定后就开始阅读《史记》和《汉书》，以便协助父亲写作《中国建筑史》。”

吴荔明随母亲去李庄看望二舅三舅，发现二舅还是那样乐观和幽默，“当物价飞涨家中揭不开锅时，他就不得不把家长衣物拿去当卖，还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

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求他为身处困境的梁氏兄弟拨款。“……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得到这笔拨款后，思成、思永两家的生活得到相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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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书摘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世人皆知，笔者最近读到台湾版《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著)一书，内有一篇名为《从蒋复璁之逝谈到徐志摩的感情世界》，涉及徐志摩的“阴错阳差”拿错信的往事，煞是令人品味。

蒋复璁(1898—1990)，浙江海宁人，字慰堂，蒋百里之侄，徐志摩表兄，钱学森堂内兄。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后赴德留学。1931年始任中央图书馆馆长。1949年赴台后继任，凡三十二年。《徐志摩全集》(六卷本)由他与梁实秋主编，在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先说蒋、徐两家的关系:他们是硖石镇上两大望族,且联姻。蒋复璁喊徐志摩父亲为“申如七叔”。志摩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就住在蒋百里家。徐志摩是蒋复璁长兄迈伦的朋友，也是他儿时玩伴之一。1916年徐志摩在天津北洋大学读预科，蒋复璁也在天津读中学。同乡，又沾亲，时有往来。次年，徐志摩转入北京大学法科读政治，蒋复璁也考入北京大学读德文。后，蒋在松坡图书馆工作时，徐志摩就住在馆内，并襄理事务，朝夕相处。因此，刘绍唐说蒋复璁对徐志摩短短一生“了如指掌”，此言恐不虚。不过，“慰堂先生是谦谦君子，又笃信天主，对志摩私生活点到为止，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讲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不及事实的十分之一”。

这“阴错阳差”大概就是那十分之一的精彩之笔。

徐志摩(1897—1931)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徐与张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缡告终。与林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则是乘虚而入造成了事实夫妻。《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据蒋复璁说，“泰戈尔为爱护志摩，曾暗中劝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蒋复璁也因志摩的关系参加了。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来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来客可带夫人。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而陆小曼的夫君王赓是个敬业、勤勉之士，不大热衷于游乐，但有欧美风度，每遇志摩请邀游乐之事，王赓往往说:“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见人爱的“大众朋友”。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他们两人的通信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知道并认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欧前，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还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资此为他写传，大有托后之诚，可见“交情非泛泛” 可喻了。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总给人以吃了碗里又惦着锅里的印象。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八九月间，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某日“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王赓，陆小曼丈夫)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数日后，陆小曼应徐志摩前信私约到上海，先住在蒋百里家中。王受庆当众责询小曼给志摩写信一事。“双方各不相让，大吵一场，卒致离婚。”据蒋复璁说，他当时亲睹这一切，曾劝王受庆接走陆小曼，“用意在调虎离山，庶志摩与王太太减少往还”。大出所料，以离婚告结。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后回北京，某日打电话给徐志摩，恰蒋复璁在徐志摩处闲话。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叙。徐志摩约蒋复璁一道去。蒋未去。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后来，徐志摩亲口对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 ‘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他娶了陆小曼。王赓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阴错阳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欧避风头。王赓到南京任职。陆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赓还托胡适、张歆海“更得招呼她点”。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假如，当然这只是假如，徐志摩那天不拿错信的话，他的命运将又是怎样呢？猜不透。但有一点很清楚，志摩不娶小曼，家中不会断绝他的经济支持，他也许不必到处兼课赚点小钱供陆小曼挥霍。再则，现在各类写徐的传记上，都说徐志摩乘飞机回沪，是探视小曼的病，旋匆搭便机返平听林徽因讲演而遭难。蒋复璁不首肯此说，他认为:“其南下真实之原因，因陈小蝶欲购百里叔在上海国富门路之房屋，志摩想赚点佣金以济家用，诚可怜也！”徐志摩为五斗米折腰而毙命，真令人扼腕！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遇难。12月6日北平追悼会后，于20日在上海举行公祭。棺木运回老家硖石暂厝，次年春葬于硖石东山万石窝。葬时匆匆，没有立碑，只将胡适手书的几个字放大写在墓前水泥墙上。直至1946年春积锴母子归，葬其祖父申如先生于志摩墓旁时，方请同乡大书家张宗祥题“诗人徐志摩之墓”，立碑。陈从周参加这一仪式。陈从周说:“所以延到后来才立碑，因等凌叔华所书碑文不就。”若干本徐志摩传记千篇一律沿袭此说，连刘绍唐的文章也这样认为。其实不然。

尘封的史料随着斗转星移，渐显水面。笔者与凌叔华之女陈小滢过从较密。小滢把她的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吴令华介绍与我相识。吴令华是吴其昌的女儿，而吴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们的祖母是亲姐妹。2004年2月，吴令华将《记凌叔华题徐志摩墓诗碑》一文寄给我一读。我觉得这史料新鲜，且言之有据，不敢迷信正确与否，总觉得最起码是一家之说，可供史家研究。于是我将其推荐给《文汇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吴令华说，1933年夏，父吴其昌回硖石度假，徐志摩父亲请他吃饭，托他请凌叔华为徐志摩题诗碑(实是催请)。这很自然，一徐、吴是至亲，二吴其昌与陈、凌夫妇有谊。吴其昌因抗日被清华解聘后，到武汉大学任教，与陈西滢是同事；凌叔华又曾为他的《散文甲稿》设计过封面，交情颇深。吴其昌在硖石便发快信致凌叔华，转述徐申如的要求。读刘绍唐的《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一文，查考凌叔华致胡适的二十五通信和《胡适来往书信选》，关于凌叔华为志摩写碑文一事有明确记载，觉得真实可信。凌叔华接到吴其昌催题墓碑的信后，过些时日，才题词“冷月照诗魂”。徐申如为何坚持独请凌叔华题，凌叔华为何也乐意，这就不难看出徐申如“希望志摩和叔华联姻”的本意和徐志摩与凌叔华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愫了。题写什么辞句为好，凌叔华是很慎重的。她曾于1933年1月31日致函胡适请益:“现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题字，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因为我听了几个朋友批评所选‘往高处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玮德他还提出那句‘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去’(《别剑桥》)比这两句合适，我想了也觉得是，近来更觉得‘往高处走’句有点符合‘往高处爬’‘往高枝儿飞’种种语气，本来就有不少人以为我们的诗人是高贵闲人之类，如果刻上 ‘往高处走’句，必定有人讥笑这是诗人生前本如随园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总想写信同你商量商量，请你另找两句……” 凌叔华也自谦说:“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写，我也很愿意奉让，因为我始终都未觉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四川文艺出版社，《凌叔华文存》第918页)

“冷月照诗魂”这块碑后来确实立了。据吴令华说，她的表兄徐璇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还乡谒志摩墓，于下山时道旁发现它“横卧泥中”。且美术史专家、吴其昌的连宗兄弟吴甲丰也见过。他俩还共同赞赏凌叔华将林黛玉的“冷月葬诗魂” 易一字用于志摩墓，贴切而自然。

“冷月照诗魂”字是凌叔华写的无疑。但这句诗是胡适应凌叔华之邀“另找两句”“找”出来的，还是凌叔华自拟的就难以稽考了。

摘自《文化名人的背影:曾经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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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人类进入文明史后，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

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么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么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么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怀念——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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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 原名徽音，1904年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是新派人物 。1916年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1920年4－9月随父林长民赴欧洲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罗马、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同年人伦敦圣玛利女校学习。1921年回国复人培华女中读书。1923年参加新月社活动。1924年留学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选修建筑系课程，1927年毕业，获美术学士学位。同年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设计。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

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只可惜她壮志为酬，在1955年4月1日清晨，经过长达15年与疾病的顽强斗争之后，与世长辞，年仅5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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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16岁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欧洲，卜居伦敦一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 1924年林徽因和梁思成都选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建筑系，因为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主修的还是建筑。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从1930年到1945年，他们夫妻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有一幅图片两人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1936年的林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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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等诗篇。在当时，知识分子是社会少数、精神贵族，像林徽因这样受过良好教育才貌出众的女子，更是凤毛麟角。她承认自己是受双文化教育长大的，英语对于她是一种内在思维和表达方式、一种灵感、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中西文化融合造就了一个“文化林徽因”。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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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

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情窦初开的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两位才情横溢的青年热烈地相恋了，徽因深爱着志摩，但志摩的妻子---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总是拂不去，经过痛苦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之后林徽因经过一翻理性的考虑，同意了父亲为她定的一桩婚事，嫁给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游学欧美主攻建筑设计。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婚后梁对林呵护倍至，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金岳霖 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终生未娶。一直恋着林徽因。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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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潜心于建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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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与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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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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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泰戈尔和林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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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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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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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孩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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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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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病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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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难得的一代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