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一个正当18岁年华,住大房子,前途无量的大好青年在警察局门口持刀刺伤了两名警官呢?
纽曼·海德尔(Numan Haider),一个来自阿富汗裔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是究竟是怎么被伊斯兰极端分子煽动,变得激进,开始把自己包裹在伊斯兰国的旗帜里,乃至想要在墨尔本的一个停车场里杀人——并因此而丧命的呢?
澳洲安全机构恰恰问到了点子上。我们必须拿出正确的答案。因为,如果只需接触极端的伊斯兰说教和文献就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可就真的有麻烦了。互联网上的这类东西可是浩瀚如海啊。
自称圣战者的人已经得出他们自己的答案。他们说,这一切都是澳洲的错。穆斯林被亏待得这么惨,于是他们面对这个国家揭竿而起,转而投入其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的敌手,如伊斯兰国的怀抱。
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它脱离了现实。海德尔的家庭离开阿富汗,移民到澳洲。在塔利班的通知下,阿富汗是一个强硬的伊斯兰国家。而移民来澳洲意味着远离那一切。
而澳洲也待他们一家不薄。他们在一个环境优美的郊区里有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孩子们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澳洲纳税人对海德尔也挺不错的,资助了他的学业和他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海德尔一家享有安全和自由——伊斯兰国永远也不会给一个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这么多的安全和自由。
标准的分析是,人们会在人生陷入困境之时投靠极端组织,是某种歧视或排挤,促使他们加入反社会活动。这样的经验早已有之。在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9·11事件中,几乎所有的阴谋策划者都在西方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可不是在难民营里长大的。他们有能力旅行,而且很容易就融入了西方社会。众所周知,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来自一个极其富裕的家庭,从小就享受特权,并且在西方生活过很长时间。看来,在这些案件中,富裕比贫穷更能让人走上极端主义的道路。或许,这些特权阶级的年轻人为自己在其他人深陷战火时享有的金钱和生活便利感到内疚,这种内疚给极端分子留下了很大的空子。
下一步就是强化受害者的感觉。伊斯兰文明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它统治着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成就斐然。然而,它在西方落后于时代潮流,在欧洲失去了立足之地。它的家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四分五裂。激进派代表了受到压迫和苦难的伊斯兰人民。他们说,只有重新建立一个哈里发,才能够恢复伊斯兰文明的荣耀和声望。事实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争端是穆斯林和穆斯林之间的争端。但这些满心仇恨的传教士们却企图把一大堆问题怪罪到别人头上,怪西方分裂了伊斯兰,要不就怪犹太人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他们找到了心怀不满、充满恐惧和羞愧,一心想要报复的青少年,如果不是在伊拉克,接着就是在布里斯本或Endeavour Hills。警方或安全机构对此表示出的任何关注,都只会让他们更加觉得激进主义是正当的。
但执法机构的关注并非激进主义产生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但它也可能被被用来进行宣传。指责当局是标准的政治伎俩。左翼激进分子总是责怪警方在他们的示威活动中引发暴力冲突。
迪肯大学的学生米尔扎(Tahmid Mirza)是一名圣战宣传分子和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周末,媒体记者援引了他的话,解释他为什么排斥这个给了他一个家,还让他接受教育的国家:“…许多穆斯林都受到了骚扰,背叛,事实上,他们被政府还有所谓的‘安全’机构给欺骗了。”
换句话说,他才是受害者。在这里,真正的受害者不是那些被伊斯兰国斩首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或记者,也不是伊拉克北部面临种族灭绝的雅兹迪族人,却是那些被澳洲接纳,得到了一个家,健康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大学学费补贴的人。
这么可怕的国家,为什么会有穆斯林想要来住?
事实就是,种种迹象表明,事情并不像穆斯林所宣称的那样。想要进入澳洲的穆斯林远比想要离开澳洲的多多了。
都怪澳洲亏待穆斯林,所以才产生了恐怖主义,这种想法真是天马行空。你不禁要好奇怎么会有人相信。可是,这却是大学学者、澳广记者和绿党参议员的统一口径。他们遵循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准则行事。就因为他们自己不喜欢开放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觉得自己自然而然应该支持那些自视为正在与西方文明作战的人。伊斯兰国的残酷还比不上想象中澳洲政府的“暴行”让他们动容。
谢天谢地,现实中的民众可不会轻易相信这些垃圾。他们知道我们的社会,哪怕有种种缺陷,但依然值得保护。他们才不会听信极端分子和他们在澳洲政坛左翼的古怪同好的说法呢。
身处打击恐怖主义第一线的人没有错,他们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译自《先驱太阳报》前财相柯斯特洛(PETER COSTELLO)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