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

jilltwain

来源：凤凰网

一位伟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会遮挡住与他互为伴侣的另一位杰出人物的光辉。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

　　中共“九大”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林彪的夫人叶群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威望，身为周恩来夫人的邓大姐哪一点都不在她们之下，以她的才干和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高职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在周恩来生前的岁月里，邓颖超一直都保持着低调，除了在全国妇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她几乎没出任过任何国家要职。为了支持周恩来的工作，邓颖超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做了很多物质上和职务上的牺牲。
   
    我在邓大姐身边几十年，对她的性格和能力都十分熟悉。邓大姐是那种不追求名利地位的共产党人，尤其是同周总理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常常为了大局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

　　1976年12月，邓大姐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整天处于文件多、开会多、外宾多的“三多”状态。但此时的她，似乎全身的能量都被调动起来，常常工作起来就忘了休息。看到邓大姐如此高龄还能这样精力充沛地工作，我常常想，以邓大姐这样的资历和经验，解放后这么多年都没有担任国家的高职，这对国家来说是否也算一种损失呢？

　　后来我听说，早在1975年周总理在世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批示过让她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事儿给压了下来。我不知道这话是否当真，有一次就同邓大姐说起来。邓大姐可能早就知道这件事，她听后平静地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如果恩来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副委员长的。”确实，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妻子，如果邓大姐那时就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可能也很难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想来周总理当时也是有很多考虑，才不同意邓大姐出任高职的。

　　“当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那次我和邓大姐聊天，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邓大姐还告诉我，周总理同她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为这个协议，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职务，周总理就没让她上。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周总理也尽量“压低”邓大姐，使她在物质上和职务上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邓大姐回忆说:“定工资时，蔡大姐定为三级，我按部级也该定五级，可报到他那里给划为六级；国庆10周年定上天安门的名单，他看到有我的名字又给划掉了；恢复全国妇联时，他也不同意我上。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他一直压低我。”

　　邓大姐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她很坦率地认为她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周恩来的关系人家才要选她的。但是，对于周总理生前的种种考虑，邓大姐也能十分理解，从性格上说她也不是那类看重名誉地位的人。“遇事我是非常谨慎的，这你可能有感觉的。”邓大姐笑着说，“我做了名人之妻，有时也要有点委屈嘛。”

　　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妻子，邓大姐的委屈其实并不少，比如，她陪周总理去外地工作，因为没有个人的工作安排，她便自己交房费，连服务员的费用都自己付。邓大姐也不像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夫人经常出现在交际场合，她很少陪周总理外出，就是有时因公陪同出去也要向组织写报告，经过批准才去。多少年来，邓大姐处处谨慎，总是尽量避免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麻烦。

　　在西花厅，邓大姐将自己的位置摆得恰如其分，凡是周总理的“三保”（保工作、保健康、保安全）工作需要邓大姐做的事，邓大姐都是以家属和党员的身份配合做好；如果确实需要我们做什么事，她也总是用民主的态度和商量的口气提出要求。

　　一般的人认为，凡是周总理知道的事，邓大姐也一定会知道，其实不然。周总理去世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和邓大姐说话时提到一件事，邓大姐听后一脸狐疑。那人惊奇地说:“怎么？邓大姐你不知道呀？”邓大姐说:“你们别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没有那么回事。”

　　从生活上，邓大姐对周总理的照顾比较多一些。为了不让周总理分心，身为总理妻子的邓大姐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好亲属间的事。周总理的亲属比较多，邓大姐主动承担起照顾周家亲属的任务。从建国以后，周总理和邓大姐就开始用工资的结余部分资助周家亲属的生活并接济他们来北京治病，直到周总理去世后多年，邓大姐还一直管着他们。在接济周家亲属这个问题上，邓大姐从不让周总理操心，总是慷慨解囊。邓大姐说，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要是不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也会给周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作为总理夫人，这也是她要尽到的责任。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邓大姐摆脱了“总理夫人”的束缚，她尽自己的所能努力工作，在四年的任期里干得相当出色。

jessi

常常给自己心理暗示那么多 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的

你把自己定位成啥最后就成了啥

samchen

现在回头看，共和国这些总理个个都是演员，一个比一个演的好。。。

jilltwain

来源：人民网

邓颖超身为革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是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输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遂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大姐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我:“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我宽慰她。

邓大姐笑了:“仙家虚无飘渺，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其实呀，我也差点是一枝花呢，”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谈起孩子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趁着邓大姐那天情绪好，我就让她讲讲孩子的故事，邓大姐便慢慢倾吐出她早年失去孩子的经历。

邓大姐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大姐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大姐就自作主张去街头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大姐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大姐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11月，邓大姐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总理重逢，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讲完这段往事，邓大姐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从她的口吻中，我感觉出了一点点懊悔，但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样话安慰她。

邓颖超第二次怀孕

“我第二次怀孕时快生产时恩来又不在。”过了一会儿，邓大姐又接着讲述了她第二次失去孩子的经过。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总理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大姐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10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大姐说着拍拍我的肩膀。

邓大姐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大姐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三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总理刚刚寄给邓大姐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邓大姐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呆下去了，邓大姐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总理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大姐，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大姐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大姐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大姐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总理时，人已是虚弱的不行。

后来，邓大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 本帖最后由 jilltwain 于 29-7-2009 14:55 编辑 ]

jessi

周恩来 长得真像我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