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段民国文人最出名的爱情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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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1-4-2015 09:35:45 | 只看该作者回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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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有这么一批名人志士，也许金戈铁马，也许坐拥书城，也许登台论战，也许埋头著述，但他们心底最温柔的地方，始终为一个人保留。今日就让我们追忆民国时期这些最具特色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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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015 09:35 上传

最传奇的爱情：张爱玲与胡兰成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书

张爱玲与胡兰成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3年张爱玲在上海结识了当时汪伪政府文化部的官员胡兰成。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婚礼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胡兰成所撰，后两句出自张爱玲之手。就这样，他们成了夫妻。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影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这段感情，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
最阴差阳错的爱情：冰心与吴文藻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

冰心与吴文藻
吴文藻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冰心（谢婉莹）是我国“五四”以来的著名女作家，他们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56年的恩爱夫妻。冰心同志在80高龄的时候曾风趣地讲述与吴文藻的恋爱经过。
作家冰心和丈夫吴文藻的爱情故事，开始于远洋客轮上的一番阴差阳错。1923年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上，冰心代同学找弟弟找错了，似乎是上天有意安排的一样遇到了吴文藻。在前往异国的旅途中，开始了他们的爱情之旅。1929年6月15日，吴文藻与冰心于北大临湖轩举行了婚礼，来宾只有两校同事、同学，待客之物一共只花了34元。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是冰心的一句名言，也验证着她与吴文藻五十六年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的情缘。死后两人骨灰合葬，他们美满的爱情故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
最心有灵犀的爱情：钱钟书与杨绛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概况与杨绛的爱情

杨绛和钱钟书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学时，当时流传，追求杨绛的男同学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认识了无锡名门才女杨绛，一见钟情，第二年，钱钟书与杨绛便举办了订婚仪式。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最惊世的忘年之恋：鲁迅与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鲁迅赠许广平的诗

鲁迅和许广平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说过：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她跟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爱情发展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的，他们之间的爱情异于他人之处，就是从师友发展到完全的了解和爱慕，原本素昧平生的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杂志中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就是爱情定则的讨论。
有时，鲁迅在据案写作，许广平坐在旁边看报或做手工，当两人都感到疲倦时，便放下工作，一边饮茶，一边谈天，或者再吃些零食。尽管时间很短，但他们都感到很高兴，觉得这是一天的黄金时代。
1934年，鲁迅赠给许广平的一首情挚意深的诗上云：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毫无疑问，他们二人共同谱写的一曲爱情之歌，不但是至感人心的，也是激情浪漫的。
最浪漫的爱情：林徽因与梁思成
“我会用一生来回答，你准备好了吗？”——林徽因对梁思成说的话

林徽因与梁思成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也是梁启超最喜爱的儿子。由于当时政治的原因，梁思成出生在东京，清朝垮台后才随家回到中国。林微因的父亲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梦想家和探索者林长民，林微因聪慧可人，深受林长民喜爱，也受过非正规但是良好的教育。正是由于两家显赫的地位，当然也出于梁启超对微因的喜爱，两家的父母便早早地为他们结了亲。然而这种封建的婚姻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个人彼此的欣赏和深爱。
这段爱情婚姻，因林徽因这个才华横溢的美貌女人而被人铭记，更因为这个婚姻外有着痴迷的等待者而被人言说不断。其实林长民把林徽因嫁给梁思成就是看中了他的踏踏实实，浪漫的人更渴望一个安稳的家。
林徽因一生中遇到的男人各个都不是凡夫俗子，而且都和这位大才女有着某种程度的志同道合。她和徐志摩分享的是诗意，和金岳霖交流的是学术，和梁思成一生的话题，是谈不完的艺术。纵使外界对于林徽因有多少种解读，她临终前交待刻在她墓碑上的，是建筑学家林徽因。当梁思成问林徽因“为什么是我”时，林徽因俏皮地回答：“我会用一生来回答，你准备好了吗？”
最和谐的包办爱情：胡适与江冬秀
“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张爱玲评价胡适与江冬秀的爱情

胡适与江冬秀
胡江二人的婚姻出于偶然。小时候，胡适随母亲到姑婆家看民间的社戏，适逢江母也来了。江母看到小胡适眉清目秀，聪敏伶俐，就有意招他为女婿。但胡母未曾答应。她考虑到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不合时俗。而且，江冬秀属虎，据民间说法，属虎的女人将是母老虎。但江母并不考虑这些，只一意招胡适为婿。胡适虽然极力主张婚姻自由，主张破除陋习，但是为了不让母亲伤心，他接受了这份“苦涩的礼物”。
蒋介石曾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其实这不过是对胡适惧内的调侃。胡适每次和太太照相时，总是让太太坐着他站着，还颇为得意。胡适有个癖好就是收集全世界怕老婆的故事。当他发现当时只有德国、日本和苏联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时，就下推断说有怕老婆故事的是民主国家，没有的是专制独裁国家。
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新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胡适和太太厮守一生，其实惧内不过是玩笑话，谁都知道这个“惧”，完全是由爱产生的。
最坎坷的爱情：沈从文与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沈从文与张兆和
1928年9月，沈从文当时在上海受聘，经过徐志摩的推荐，被胡适聘到中国公学去任教。当时张兆和也在上海公学读书，这使他们有机会相识。沈从文见到张兆和之后，很快就迷恋上了这位大家闺秀。虽然他在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遭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他非常重要，所以他并没有气馁，而是不断地追求，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
事情发生转机是因为张兆和拿了这么多的情书，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所以就拿着沈从文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结果胡适反而劝张兆和，他说我劝你嫁给他。这是他们恋爱过程中，就是沈从文追求张兆和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机。校长的这个态度，使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它等于是张兆和接受了沈从文的追求。两个人的恋爱进入到正常的这样一种轨道。
沈从文和张兆和新婚后的生活，算得上如胶似漆，幸福甜蜜。但是当激情褪去，回归平淡的时候，沈从文也曾灵魂出轨。他与高青子的关系，深深地伤害了张兆和。后来沈从文与高青子在西南联大重逢，又险些擦出火花。只是，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得多，高青子最终选择退出。
虽然生活中有诸多不和谐，但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多受益于这场婚姻。
最短暂的爱情：郁达夫与王映霞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写给王映霞的情诗

郁达夫与王映霞
这个世界上有的男女之爱，是天作佳缘，有的却是起初情投意合、后来你死我活的孽缘。民国最著名的才子郁达夫与第二任妻子王映霞的婚恋，就有点这般意味，他们在上海以狂恋开始，最终在新加坡以狂怒撕破脸皮，开头和结尾统统惊动世人。
1927年1月，郁达夫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20岁姑娘王映霞。初遇王映霞，郁达夫一见钟情。双方在上海江南大饭店一个房间里进行了一次长谈，两人的恋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1927年6月5日晚，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举行了订婚仪式。6月10日，郁达夫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发妻孙荃。孙荃无可奈何，只好默认。
但是郁、王两人后来感情却急转直下，这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直接关系。一天，郁达夫回到家中，不见王映霞，却发现了许绍棣给王映霞的几封信，便断定王映霞与她的“司马相如”私奔了。郁达夫性格冲动，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实际上，王映霞只是到她的朋友曹秉哲家里去了。翌日，当王映霞在《大公报》上看到郁达夫的“寻人启事”时，不禁勃然大怒。经过朋友的从中调解，郁达夫和王映霞捐弃“前嫌”，决定和解。
然而，郁达夫不久后做的一件事，终于把他们的婚姻推向了坟墓。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著名的《毁家诗纪》，包括有详细注释的19首诗和1首词。郁达夫公开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情感恩怨，并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是导致毁家的重要原因。这对曾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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